这个“净”字的提出，看似语义变化，实则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气候行动的方向与举措，意味着我国正在从单一“控排放”走向系统性“控净排放”，从抓重点领域控排走向增汇与负排放的统筹治理。

就此，中环报记者专访了2035年NDC专班负责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请他解读“净排放”的科学内涵、政策逻辑与未来布局。

“净排放”不是文字修饰，而是治理逻辑的转折点

中国环境报：新一轮NDC目标中，“净排放”被放在核心位置。这个“净”究竟意味着什么？

柴麒敏：“净排放”的“净”，其实是气候变化科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就是碳排放大幅增加、碳吸收遭到破坏后的碳循环失衡。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排放量”，而是综合考虑排放源和吸收汇后的结果。简单来说，净排放 = 排放总量 − 吸收总量。净排放为零，即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干扰降到最低，是人和自然和谐的状态，我们也将其称之为“碳中和”。

以往我们谈的“碳排放”，多指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环节的排放源。而“净排放”则要求在核算时，把森林、海洋、草地等碳汇吸收量，以及工程性碳移除（BECCS、DAC等）都纳入进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称的碳吸收或碳移除都只针对二氧化碳，而排放则是全温室气体的。

这是一个观念层面的转折点。过去的治理逻辑是“压减排放”；而未来，我们不仅要“减排”，还要“增汇”“移除”。这背后是一种更全面的碳平衡思维，意味着国家气候行动从单边“源控制”走向“源汇协同”。

中国环境报：为什么此时提出“净排放”，而不是继续沿用“排放总量”？

柴麒敏：这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趋势密切相关。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开展科学评估和《巴黎协定》全面实施以来，都以“净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s）”作为全球的长期目标导向，因此很多国家在中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中都将采取该表述。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体系也按照“净排放”口径来统计——各国提交的双年度透明度报告（BTR）中，都会以排放源减去吸收汇的结果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总量指标。

中国这次提出“净排放”，既是对标国际规则的体现，也标志着国内治理体系升级。

从科学角度讲，这个“净”更符合气候系统真实变化的机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本质上取决于排放与吸收的差额，而不是单边排放值。所以，“净排放”这个表述不是文字修饰，而是治理逻辑的升级，意味着我们在看待气候目标时，更加注重系统性、综合性和可持续性。

生态系统碳汇是“底板”，工程碳移除是“兜底”

中国环境报：既然“净排放”包含吸收汇，那我国目前有哪些主要碳汇来源？

柴麒敏：主要碳汇来源分两类：生态系统碳汇和工程碳移除。

生态系统碳汇以森林、湿地、草原、海洋为主。目前我国每年碳汇量大约在十几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过去十年，中国新增造林面积占全球的1/4，是世界上碳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这部分碳汇未来会逐步趋于饱和。森林进入成熟期后，单位面积吸碳能力会下降，这是自然规律。因此，生态碳汇可以稳定但难以无限扩展。

这就需要工程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来“兜底”。主要包括：BECCS（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通过生物质吸碳，再捕集排放，实现“负排放”；DAC（直接空气捕集）：从空气中直接吸收二氧化碳；通过地质利用、化工利用、生物利用和地质封存实现碳的移除。

这些技术虽然目前成本高、规模小，但具有战略意义。2035年前，中国的工程碳移除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虽然占比不高，却为长期碳中和目标提供“技术保险”。

中国环境报：生态系统碳汇潜力有限，工程碳移除是不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

柴麒敏：单靠减排技术部署和受土地面积限制的生态系统碳汇，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碳中和。一些行业减排成本较高、技术不可行，比如石化化工、水泥、钢铁行业中难以替代的非能源利用工艺排放；电力行业中高压开关中使用的SF₆绝缘气体；航运；航运航空及远程货物交通排放等。这些“残余排放”必须通过负排放技术抵消。

所以工程碳移除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国家气候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是未来中国应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基础设施”，包括地质封存、管网建设、集输系统等，都是未来几十年必须做的系统工程。

中国环境报：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工程碳移除方面差距大吗？

柴麒敏：整体处于追赶并部分并跑阶段。美国、欧洲等国家起步早，政策激励体系完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就明确对每吨封存的二氧化碳给予85美元以上补贴；欧盟建立了碳移除认证框架（CRCF），鼓励市场交易。中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激励政策，但已经在布局。一些央企在油气田、化工基地建设CCS/CCUS示范项目，部分民营企业也通过创新材料、碳矿化利用等方式探索商业化路径。

未来，可考虑将工程碳移除纳入自愿减排交易机制（CCER），或者像早期可再生能源那样，采用财政补贴、差异化调度等政策支持，从而形成完整的市场化路径。

从“排放管理”到“碳平衡治理”

中国环境报：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净排放”带来怎样的变化？

柴麒敏：“净排放”目标提出的意义在于——中国的气候行动正进入“综合碳管理”阶段。过去我们讲“控排放”，重点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而“控净排放”，要求同时关注碳汇、技术移除和系统平衡。

这是一种从单点控制到全系统治理的跃迁。未来，气候治理的重点不只是“少排多少”，而是“净增多少”“负排放多少”。这将推动形成一个新的技术体系、政策体系乃至产业体系。“净排放”将成为未来几十年气候治理的关键词，也意味着中国正从气候行动的“参与者”走向“规则共建者”。

中国环境报：净排放下降7%—10%的目标听起来不大，实现难度如何？

柴麒敏：这其实是一个科学评估后的平衡值。减排路径往往呈“前缓—中快—后平”三阶段：前期（2025年前）能源和产业发展有惯性，一般都会有平台期，这个阶段以制度建设、基础设施改造为主，减排速度慢；中期（2035年—2050年）新技术规模化落地，减排加速；后期（2050年后）边际减排成本显著上升，难减排的领域推进也会慢下来。这是客观规律，特别是对大的经济体而言。

7%—10%的目标既具可行性，又保持了战略弹性。这一目标为我们预留了空间，也避免了盲目“冒进减排”。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前期投入大量研发和工程布局，否则会造成后期的“锁定效应”和“搁置资产”风险。

事实上，在杜祥琬院士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他经历了从应用核物理到强激光技术再到能源战略专家的多次“转型”。谈到这些“转型”，他坦言，“这是国家需要”。

垃圾焚烧企业应“自主造血”

垃圾焚烧发电是将生活垃圾在高温下燃烧，使生活垃圾中的可燃废物转变为二氧化碳和水等，产生的余热用于发电，产生的废气、灰渣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的过程涉及垃圾的收集、预处理、焚烧、发电以及烟气的净化处理等。

“垃圾焚烧企业能不能发展，不是依赖政府给它多少帮助，而是自己能不能赚钱，能不能‘自主造血’。”杜祥琬表示。

据了解，垃圾焚烧厂的运营成本以折旧和人工为主，但环保合规和燃料价格波动对盈利的影响显著。如今，垃圾焚烧厂的收入来源正从依赖政府支付垃圾处置费+售电，向多元化增值业务拓展，未来热电联产、碳交易等将成为重要增长点。

“企业应借助智慧收运等手段实现降本增效，通过高效焚烧+热电联产提升能源收益，从而实现具有可持续性的盈利，这是垃圾焚烧企业生存的密码之所在。”杜祥琬认为。

近年来，有些地方被曝出“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对此，杜祥琬表示，目前全国多地都建立了垃圾焚烧发电厂，发电厂一旦建立起来，它就需要规模化的垃圾，需要“吃饱”，否则就会亏损。

垃圾焚烧发电厂如何才能“吃饱”呢？当下的垃圾分类对后续的焚烧发电又有什么影响？杜祥琬认为，当下的垃圾分类和焚烧发电是互补的关系。由于干垃圾燃烧更充分，产生的热能更高；湿垃圾含水量高，直接焚烧会消耗大量热量且易产生有害气体。公众做好垃圾分类，哪怕只是把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对焚烧发电厂来说，都能降低成本，提升焚烧效率，实现效益更大化。

但杜祥琬强调，随着垃圾被规模化焚烧处理，剩余垃圾减少，这样的发电厂也不需要很多，也要控制数量，合理做好规划。

从“邻避效应”到“邻利效应”

由于公众对环境污染、健康风险、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的担忧，垃圾焚烧厂的建立经常会引发“邻避效应”，即一些公众会排斥在自家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对此，杜祥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把“邻避效应”变成“邻利效应”，“要让老百姓切实看到垃圾焚烧发电不仅没有破坏环境，反而‘变废为电’，让环境更加优美，甚至提供了就业，让老百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老百姓就不会回避了。”

他认为，要实现“邻避”到“邻利”的转变，地方政府要在技术可信、信息公开、利益共享等方面持续发力。

现实中，通过高标准建设、社区共建和长效补偿机制，多地建成的垃圾焚烧厂不仅解决了“落地难”问题，还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助力。谈到城市固废无害化处理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杜祥琬不禁为“杭州模式”点赞。

近年来，杭州着力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社区参与”的城市垃圾多元共治格局，创新实施“定制化+智慧化+集约化”的垃圾清运新模式，大力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原有的垃圾填埋场变身生态公园或光伏发电站，不仅减少了垃圾对环境的危害，还将垃圾转化为可再生能源，进一步造福居民。

“垃圾焚烧发电对于地方是有益的事、是赚钱的生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也应该转变观念，积极做好垃圾焚烧发电这件事本身，而不是仅仅为了争取一点补贴。”杜祥琬表示。

推进以焚烧发电为主的

垃圾处置体系建设

近年来，垃圾焚烧逐步取代了填埋，成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量占无害化处理比例为85.2%，焚烧比例仅为9.8%；到2023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占比下降至7.5%，焚烧处理比例上升到82.5%。

在杜祥琬看来，垃圾填埋占地面积大，且环境污染风险大，“我不主张用填埋这个办法来解决垃圾问题，还是焚烧发电的方法比较好。”

“垃圾焚烧发电是‘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生活垃圾的最佳方式，应进一步推进以焚烧发电为主的垃圾处置体系建设。”他表示。

杜祥琬建议，将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设施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范围，依法依规保障设施用地。加快补齐相关短板，推进以焚烧处理为主、填埋处理为辅、其他处理方式并存的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建设，同步配套建设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资源化利用处置设施。

此外，他认为，应在省域范围内合理布局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与处理设施，实现收集能力与收集范围内人口数量、垃圾产生量相协调。

“加强省域内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统筹规划布局建设，适度超前建设与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长相适应的焚烧处理设施。”杜祥琬表示。

“我们的家国情怀应该世代传承，希望有更多年轻的同志们关心垃圾焚烧发电，让垃圾处理变成对大家有利的事，让垃圾焚烧发电副作用更小，对社会的贡献更大。我相信未来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会更先进更高效，这要依靠现在的年轻人。”杜祥琬殷切地说道。

RSK是致力于环境与工程整体解决方案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该公司成立于1989 年，最初专注于为向全球能源客户提供环境咨询服务。截至2025年，RSK具有的专业化工程能力和大型综合多学科的工程解决方案服务能力，可以为客户提供涵盖能源、环境和工程领域的多样化的工程服务。RSK集团现由200 多家公司组成，员工超15000 人，2024财政年度集团营业额达19 亿英镑。

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公司水务部总监。史密斯先生是全球水行业的专家，职业生涯广泛涉足净水、污水处理和生物污泥行业。作为一名化学工程师，他热衷于工程工艺及创新。作为水务研究中心(WRC)的首席执行官，史密斯先生在该行业推动了众多创新，并主导了2020年8月RSK对WRC的收购。

《环境商业杂志》(EBJ)：您能否描述一下RSK 在净水和污水处理领域的全球业务范围?哪些地区对公司的服务需求最大?原因是什么?

史密斯：

RSK 集团是提供综合的、可持续的净水和污水处理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已经在50 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拥有超过6500名水行业专家。

在水务领域，RSK提供涵盖全项目周期的服务。从环境评估和工程设计，到施工、运营，再到资产管理支持和服务。

集团的200 多家专业公司，包括Binnies、MWH Treatment、Nicholas O’Dwyer、Pegsys、Ensemble、WGM Engineering 和WRC 等行业领先企业，使我们能够应对全球挑战，可以根据当地需求定制解决方案。

净水和污水处理行业正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全球范围内，基础设施压力、气候压力和监管变化等相互交织。作为一家全球性组织，RSK集团观察到，不同地区的需求驱动因素和服务需求存在显著差异，但也有一些共性。

大多数地区，水务公司、政府和工业用水户都在应对长期积累的老旧基础设施问题、污染问题、水质监管收紧问题，以及极端气候带来的运营风险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和因素的具体影响方式以及所需的解决方案差异很大。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RSK 增长最快的水务市场之一，尤其是东海岸，面临着人口增长、气候多变、干旱频发和基础设施老化等挑战，这些挑战正在推动投资。

需求集中在模块化处理厂、分散式供水系统和再生水方案，这既受到人口增长和法规变化的推动，也源于对城市污水处理的需求以及许多社区需要更具韧性的解决方案。许多社区的规模和偏远程度也影响了项目交付模式，越来越依赖于预制系统和快速部署技术。

WRC 作为RSK集团的成员，在污水处理厂升级、分散式供水系统、再生水方案和紫外线消毒系统等关键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为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Unitywater 提供服务。

欧洲

欧洲的水务行业受到监管、环境、技术和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关键的是欧盟监管框架，特别是《水框架指令》，该指令为整个欧洲实现良好水质设定了目标。其他重要的法律驱动力包括《城市污水处理指令》和《饮用水水质指令》，这些指令确保了废水处理和公共卫生的高标准。

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不断增大，干旱、洪水和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尤其是在南欧。推动了对更具韧性的水资源系统的需求。这些挑战促使水务行业采取适应性管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及更高效地利用稀缺资源。

技术创新及应用也很重要，越来越多的公用事业公司采用更多基于数据的方法，从智能传感器部署到人工智能，利用人工智能提高水资源效率、减少损失并支持实时决策制定。

公众对清洁、负担得起且可持续管理的水的期望很高，但许多国家的老化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投资，而目前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得到足够的更换和升级，这推动供应商提高治理水平、增强透明度并促进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实践。

最后，欧盟关于废水处理、洪水风险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指令正在推动资产所有者采用更综合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对工程设计和环境合规性的要求在整个项目周期中都非常高，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还会持续。

在欧洲，RSK集团的水务部门在多个国家开展业务，包括爱尔兰、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土耳其，我们的团队在洪水风险管理、资产现代化、水质改善和气候韧性方面开展工作。关键的欧洲项目包括都柏林码头主要排水方案、爱尔兰首个碳正向运河项目以及根据《欧盟洪水指令》对卡波尼亚河流域进行洪水风险测绘的项目。

非洲

非洲的水务部门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挑战：服务覆盖率低，因基础设施不足而导致水资源安全和公共卫生风险增加。这里也是气候变化影响显现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水资源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非洲大陆，仍有超过4 亿人无法获得基本排水服务，这种情况因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以及内战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而更加严峻。

许多农村和城郊地区缺乏自来水系统，现有基础设施往往状况不佳，漏水率高，维护成本高。一些国家正在投资海水淡化，以增加水资源供应。

对供水、卫生和污水处理的投资是迫切需要的，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良好的治理和融资是关键驱动力，有限的制度性监管框架、资金不足阻碍了进展。然而，国际援助项目和开发融资机构越来越多地支持非洲的水资源项目，特别是分散式水资源系统。太阳能泵和基于移动支付的解决方案将发挥作用，社区主导的举措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非洲项目设计的重点是韧性、可负担性和易于运营，通常使用可以在当地维护的简化技术。在能力建设方面的投资，从操作员培训到社区参与，是服务提供的关键部分。

在非洲，RSK集团拥有广泛的项目业绩，在马拉维，RSK的Nicholas O’Dwyer 团队正在领导 Lilongwe 水务局第三处理厂项目，该项目将改善水处理基础设施，服务超过110 万居民。

该项目包括设计和建造一个日处理能力5 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以及进行财务和环境规划，以确保可持续成果。此外，RSK还在非洲东部和南部交付了多个标志性项目，如利比里亚的Mount Coffee 水电站修复项目，采用了以气候韧性为重点的本地化方法，以创造持久的水资源安全和气候韧性。

亚洲

在亚洲，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由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造成的。仍有超过5 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和工业化地区，水资源和水质仍然令人担忧。

在香港、新加坡和中国等快速发展的城市地区，基础设施面临着应对高人口增长和极端天气风险的挑战。此外，过度开采地下水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使亚洲面临着水资源可用性和弹性的极端压力。洪水韧性、空间限制和严格的排放标准意味着工程解决方案必须既紧凑又高效。

在新加坡，RSK的团队为该国首个大规模海水淡化厂提供了专业咨询服务，该淡化厂位于Marina East，根据条件从海水和淡水水源中提供双水源水。

在香港，RSK在交付Tseung Kwan O 污水处理厂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项目设计日处理能力135 万立方米，旨在提高干旱韧性和水资源安全，通过海水淡化生产高达5 万立方米/天的淡水。

RSK 还参与了香港的跨界输水计划，通过这些项目展示了RSK 在密集城市环境中提供定制解决方案的能力，在这些环境中，水资源韧性和效率至关重要。

中东

中东是世界上水资源最紧张的地区之一，水资源安全、快速的人口增长和能源效率决定了决策的制定。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高效的海水淡化和节能抽水解决方案是投资的关键领域。

农业消耗了中东地区超过80% 的总水资源抽取量，该地区正在通过高效灌溉技术、水资源再利用和泄漏管理进行改革。

政府也在推广数字化水管理、泄漏控制和公共意识运动。中东的水资源未来取决于平衡技术创新、可持续资源利用和跨境合作。

设计考虑因素侧重于在极端温度下的耐久性和长期运营效率的需求。例如，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NEOM 项目中开展的工作，Nicholas O’Dwyer 领导的工程设计为两个海水淡化水库和一个服务于NEOM 生态城的水处理综合设施提供设计。

原文标题：

RSK BUILDS ON GROWING WATER WASTEWATER SOLUTIONS PRACTICE AS CLIENTS FACE STRESS

文章来源：

Environmental Business Journal, Volume 38 Numbers 7/8: Q2 2025

Global Environmental Markets 2025

附原文：

在这座城市里，各行各业正在用看得见的减排数据和看得懂的技术细节，将抽象的低碳理念和目标写进生产线和能源账本，用行动诠释低碳不是企业发展的“附加题”，而是发展的“必答题”。

老染厂的“绿电织造”

在钱塘江畔萧山“染缸”腹地，老牌印染企业集美印染的一排排老厂房披上了光伏新装。作为曾经典型的能耗大户，2024年，企业以四大创新举措实现年减碳近一万吨，交出传统产业绿色焕新的高分答卷。

图为屋顶光伏矩阵。

在企业车间，每一台高速运转的设备都加装了“电表身份证”。通过对能源表集体数字化升级，数据实时接入ERP系统，哪台机器偷懒、费电一目了然。

“传统印染业的绿色转型好比一次从头到尾的大手术，要对每个生产环节‘锱铢必较’。”企业负责人介绍道，面对传统定型机的能耗“黑洞”，集美印染为印染机加载了“节能大脑”，通过自主研发湿度质控系统让蒸汽消耗精准匹配生产需求，实现每年节省蒸汽7500吨，节能率超23%。为了彻底告别周期性故障停机，升级后的退煮漂一体机搭载智能成环技术，如同装载了导航系统，彻底告别了周期性故障停机，车速提升到90米/分钟，故障率减半，蒸汽消耗再降25%。

降碳不减产，绿色即效益。集美印染的创新不止于产线，更在于重构资源循环体系。企业自主研发的余热回收系统化身“热能捕手”，从60℃工业废水中提取热能，年回收90亿大卡余热，相当于替代1.5万吨蒸汽，减排二氧化碳约3800吨。厂房屋顶光伏矩阵织就“阳光银行”，3.23MW电站年发电量370万千瓦时，可以满足企业部分生产需求，二期建成后绿电使用占比约为15%，每年可减碳1200吨。

污水站的 “沼气密码”

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一直是令不少企业头疼的问题。在杭州建德市，作为香料行业首个“废水—沼气”循环利用示范，国际香料香精（杭州）有限公司的废水处理与沼气综合利用项目经常能吸引不少化工、食品企业前来取经。

这里没有传统污水站的刺鼻气味，只有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在管道中奔涌。每天，从工厂废水 “酿造” 出的2500立方米沼气（以甲烷为主的气体），见证着 “污染治理” 向 “资源循环” 的华丽转身。

图为现有厂区污水处理现场。

“我们将12000mg/L的进水COD去除50%，同步产出高纯度沼气，再经生物脱硫塔去除硫化氢，纯度提升至甲烷含量65%以上，可以替代天然气作为燃料处理工厂废气。”企业污水处理项目负责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日产沼气2500立方米，折合1625立方米天然气，按4.2元/立方米计算，年生产330天可节约天然气费用225万元；同时，厌氧系统零污泥排放，年节约污泥处置费5万元，综合年降本超230万元。

“项目预计4年—5年收回投资成本，20年运营期内可创造超4600万元直接经济效益，成为企业绿色发展的 ‘聚宝盆’。”这位工作人员说。

真金白银的绿色账本也换来了一份可丈量的碳减排成绩单：企业产品的碳足迹显著下降，年替代天然气约53.6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0.3万吨，相当于种植1.67万棵树的碳汇量；沼气替代化石能源，同步减少RTO焚烧炉的氮氧化物、硫化物排放，实现 “废水减污 + 废气降碳” 的双重环境效益；高效厌氧处理减少废水污染物浓度，降低后续处理负荷，间接保护周边水体生态，年减少COD排放约2190吨。

共享钣喷：减污降碳好投资

在杭州市城北石桥，元通瑞岚的钣喷共享中心像一座透明“太空舱”。

当车驶入喷烤一体房，门即合上，室内维持微负压，粉尘和VOCs被“吞”进“预处理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组合装置。“喷完一枪，废气就被锁定，没有刺鼻味。”技术工人边操作边介绍。

车间采用三期“软性流水线”扩容。其中，一期月处理2000钣件，最终可达4000钣，两套活性炭装置轮换运行。“全天候达标排放，又能3年实现盈亏平衡，这才是真正的绿色投资。”项目负责人介绍说，如今，钣喷共享中心已被列入杭州市机动车行业集中式钣喷中心建设试点，项目预计培育期为2年—3年，能辐射周边5公里内的约30家—50家汽车服务网点的加工服务，覆盖约两万台车辆的车身修复需求。

图为流水线车间喷烤漆工位。

稻蛙生态种养，减污降碳新路径

在杭州市淳安县的青山碧水间，一场静悄悄的绿色变革正在千亩稻田上演——两米高的巨型稻与灵动跳跃的青蛙，共同编织着生态农业的奇迹。

作为汾口千亩方稻蛙共养基地的核心元素，巨型稻高达两米左右的植株不仅为青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阴凉活动区，还成了这片稻田生态系统中的 “绿色卫士”。

“每亩投放200斤蛙苗，这些小生命在稻田间跳跃、捕食，成为天然的‘害虫克星’，有效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超过 50%。青蛙的排泄物更是化作优质的生物肥料，滋养着水稻的生长，使得化肥的使用量也大幅削减，削减量超过 50%。”项目负责人介绍道。

据介绍，青蛙的活动加快了稻田土壤气体的交换，增强了甲烷通过水体扩散外排的途径。同时，青蛙大量觅食田间浮游生物，使水体、土壤溶解氧增加，改善了土壤的氧化还原状况，加快了甲烷的再氧化过程。这一系列复杂的生态反应，最终使得甲烷排放通量和排放总量显著降低，预计每年可减排甲烷1902.99kg。

图为汾口千亩方稻蛙共养基地。

图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助理总干事 Marco ALEMAN

WIPO GREEN加速项目成果显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助理总干事Marco ALEMAN在贺词中指出，WIPO GREEN加速项目北京试点中举办的绿色科技IP战略加速营（IPMC），为25家中国创新绿色技术公司提供定制化的知识产权战略辅导。“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切实的成果，如已启动了新的专利申请，包括针对美国、日本、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国际市场的PCT申请；进行深度竞品分析以加强市场定位；公司引入了体现知识产权考量的合同条款，并做出了战略性的商标决策。”

图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刘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设立了WIPO GREEN平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刘华在致辞中指出，这个平台凭借数据库展示技术信息，借助城市加速项目促进技术转移，同时提供绿色技术手册及知识产权管理工具。“目前，该平台覆盖140个国家、超14万项技术，促成超1000项技术对接，被誉为联合国 改变游戏规则的绿色解决方案。”中国作为 WIPO GREEN 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全球绿色技术合作中贡献突出。作为WIPO GREEN全球首批试点城市，三年来，北京征集了超20项本地绿色技术需求，对接了全球100多项创新解决方案，促成9个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3个示范项目，涵盖社区智能充电站、有机废物资源化处理和绿色智慧物流等领域。

北京试点助力绿色技术落地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二级巡视员陈威在致辞中总结称：“截至2024年底，项目累计促成10组技术合作备忘录，其中3组已实现落地应用。”如世纪云安的楼宇柔性充电技术（电动汽车）已经在北京的多个小区进行应用，并且从北京扩展到10多个城市，有效解决了小区充电难的问题。此外，IPMC专项为25家企业定制知识产权路线图，参与加速营的多家企业已经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国际专利布局，管理技术秘密等举措，太蓝新能源、好风光储能、爱优特空气技术等多个企业都搭建了超百项专利布局的行业标杆。

图为WIPO GREEN中国大使邹凌

WIPO GREEN中国大使邹凌表示，数据显示，全球每三项专利中便有一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其中气候行动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创新尤为活跃。中国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在2016年—2023年间，贡献了全球43.5%的绿色低碳专利申请，并向WIPO GREEN数据库输送了超过1.2万项技术，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劲动能。自2021年北京成为WIPO GREEN城市加速项目首个试点以来，书写了多项里程碑。“2025年，WIPO GREEN将继续从深化加速项目、扩大全球合作、优化服务生态三大行动中，助力中国绿色未来。”

加速营赋能企业创新

中关村创蓝清洁空气产业联盟主任解洪兴详细介绍了首期中国绿色科技IP战略加速营（IPMC）的开展情况。自2024年5月10日启动本期IP战略加速营（IPMC）的预热活动以来，创蓝联盟将活动信息推广到几百家中国绿色科技的中小企业，并向WIPO总部推荐了重点项目清单，由总部优选了25家企业入营。“2024年10月29日，加速营正式开营，开展了三场集中培训，一场赴京东方集团的考察学习，并组织11位国内外导师，为企业提供开展近百场1V1辅导的活动，历时五个月。加速营支持所有入营的企业定制了知识产权战略路线图建议报告。”

图为中关村创蓝清洁空气产业联盟主任解洪兴

首期中国绿色科技IP战略加速营（IPMC）于2024年启动，通过“三会两营”机制（集中培训、考察学习、导师1V1辅导）为25家中小企业提供全链条支持。活动现场，国际导师代表——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张炳楠建议企业强化高价值专利挖掘，并结合国际视角规避合规风险；企方代表如南京食气生化联合创始人汪庆卓坦言，加速营助力其明确商业化路径，加速技术转化。

活动现场，中海实业与北京中源创能就餐厨垃圾治理达成战略协议；5家绿色技术企业完成成果展示，并获评委会高度认可。WIPO GREEN高级官员Peter OKSEN在视频致辞中强调，平台将深化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全球落地。

本次活动还吸引包括小米集团、宁德时代、阿里云智能集团、协鑫集团、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团青山计划、摩纳哥亲王基金会、C40、EDF、中节能基金、英诺天使基金等机构在内的110位代表参与。本次活动是“为绿色未来而创新”绿色科技知识产权活动的第八期活动，同时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GREEN全球合作网络在中国开展的活动。

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词热词总会引发热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提“零碳园区”，提出扎实开展国家碳达峰第二批试点，建立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业界普遍认为2025年将是零碳园区元年。作为接下来做好“双碳”工作的一大重点，零碳园区不仅是对“双碳”目标的坚定回应，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跃。

什么是零碳园区？它是指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园区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和，实现净零排放的产业园区。作为比零碳园区更小的“零碳单元”，零碳工厂则是指工厂从事生产、经营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按照二氧化碳当量计算，达到综合为零的状态。建设过程中，不仅涉及能源结构优化、清洁能源大规模应用，还包括绿色建筑、数字化管理、碳交易等多个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应用。

如何看待零碳园区的战略价值？零碳园区是经济转型的“必答题”。产业园区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在高质量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要求下，过去那种高耗能、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零碳园区通过新能源替代、循环经济、智能管理，可大幅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减少碳排放，推动产业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

零碳园区是国际竞争的“新赛道”。气候变化已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全球碳关税壁垒加速形成。未来几十年，全球贸易和供应链将会被重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绿色低碳是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零碳园区生产的“绿钢”“零碳铝”等产品，将成为畅行全球的“绿色通行证”。依托绿色生产要素，零碳园区也将成为构筑全新低碳产业集群的关键载体。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可以利用自身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创建绿色产业集群，打造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实现后发赶超。

零碳园区是能源革命的“必经路”。随着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新能源生产与消纳出现了错位现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统筹就地消纳和外送通道建设。零碳园区恰好可将能源生产与使用有机结合，促进绿电本地消纳，培育新工业体系，助力“双碳”目标达成。

探索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顶层设计是重要驱动力。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零碳园区”概念。此后，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表示，探索推进零碳工厂、零碳工业园区建设。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加大投入力度。此次零碳园区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将进一步加速零碳园区建设。

在政策推动下，零碳园区已从“概念热”逐步走向落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全球首个零碳产业园正在为零碳新工业基地“打样”。该园区以“风光氢储”技术为核心，构建了从绿电生产到零碳制造的闭环。作为布局全球的动力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已建设多家零碳工厂。这些零碳园区和工厂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本就可以共生共赢。

尽管前景光明，但零碳园区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小。一方面，零碳园区需要大量先进技术支撑，如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储能技术的优化等。这些技术目前仍存在成本高、稳定性差等问题。另一方面，零碳园区标准体系尚不健全，许多地区对如何建设零碳园区缺乏清晰的思路和实施路径。此外，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的建设需要大量前期投资，这对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是不小的经济负担。

为顺利推进零碳园区建设，我们需要加大对新能源、储能、碳捕集等技术的研发投入，突破技术瓶颈，降低应用成本。加快制定各级零碳园区建设标准，明确碳排放核算方法和评价指标。加强对零碳园区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共建共享。当零碳园区从一个个“盆景”连成一片片“森林”，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必将更加青绿盎然。 （作者：王轶辰 来源：经济日报）

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当地时间11月20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峰会，其间举行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奖颁奖仪式，将可持续发展杰出研发奖授予曲久辉院士。2024年是该奖项首次在水研究领域颁发，体现出对中国水科技巨大进步的认可。

颁奖仪式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赫马诺维奇(Slav W. Hermanowicz)代表可持续发展奖评委会，介绍曲久辉院士在“从源头到龙头”饮用水净化、水生态保护以及污水资源概念厂等方面的成就。随后，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主席彼得·诺贝尔向曲久辉院士颁奖。

曲久辉院士在发言中表示，十分荣幸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奖。他结合具体案例，分享团队在水处理技术研发与工程应用方面的成功经验指出，水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水科技发展将惠及全球众多发展中国家。他和团队期待与更多机构开展合作，为全球水危机提供“中国方案”。

据了解，可持续发展奖由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于2022年设立，分设实施领导力奖、杰出研发奖和特别贡献奖。杰出研发奖聚焦于应用科学，奖励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可持续发展技术，涵盖能源、水和农业等领域。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官网信息显示，曲久辉院士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特别是饮用水质安全保障的理论、技术和工程应用研究。他兼任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际水协会常务理事，《环境工程学报》主编及多个中外学术期刊的副主编和编委。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1月5日，在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的第十六届环境与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江桂斌就新污染物的基础研究与治理难点做主题报告。

那么，究竟什么是新污染物？

“新污染物有很多定义，也有很宽泛、广泛、广义的定义，我个人主张要修正一个定义，否则治理找不准目标。”在江桂斌看来，新污染物是指在环境中产生或正在使用的具有难降解、长距离迁移、生物可累积、毒性与健康危害的化学品或微生物。

江桂斌认为，新污染物应具有以下几个共性特征，一是多数为目前正在生产和应用的产品，尚未有效控制其生产和排放；二是污染正在发生，环境介质中的存量较高，对其环境行为缺乏足够认知；三是缺乏毒性与健康风险的数据，缺乏全面的科学评估。典型的新污染物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EDs）和抗生素。

据了解，新污染物的出现大多与现代工业产品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2001年，《斯德哥尔摩公约》首次公布了12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名单，目前名单已扩展至30多种。近年来，我国在新污染物方面也加快了治理步伐。2022年，国务院发布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在生产、使用、废弃等环节加大监控和治理力度。2023年6月，十一部委发布首批新污染物监管清单，重点涵盖了五大类污染物，进一步明确了治理目标。30余个省市也都陆续制定了针对新污染物的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了重点污染物和关注的重点行业。例如，在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地方行动方案对石化、化工、农药、纺织等行业提出了具体的管控要求。同时，各地也更加关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沿海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进一步完善污染治理的行动方案。

“去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环境化学大会有94个分会，其中25个分会和新污染物治理密切相关。可见，目前，新污染物已经成为环境科学领域、毒理学领域、环境健康领域很重要的研究内容。”江桂斌指出，从科研方面看，我们国家在过去40年当中都有不错的科学积累，起步并不晚，但未来的新污染物治理有赖于基础研究的进步，如何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治理政策、法规、标准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重点。

针对目前我国在新污染物治理方面的难点问题，江桂斌指出，首先，针对新污染物的法规和标准缺失，导致治理难度加大。化学品的种类繁多，每年全球新增化学品约4万种，如何有效区分和筛查这些污染物并制定合理的治理标准成为当前一大难题。因此，加强管理层和公众对新污染物问题的认知非常重要，知晓治理的目标和边界，要避免一哄而上。这也应证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其次，在替代化学品的研发方面，进展还相对缓慢。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在无害替代品的研发和筛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目前，许多污染物在水体、大气、土壤中的迁移过程复杂，增大了评估的难度。因此，我们亟需加强科研投入，完善替代品的筛选和风险评估体系。

在科研层面，针对新污染物的溯源、毒性测试和高通量筛查等方面技术手段还需进一步提升。新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分布、迁移和转化过程复杂多变，这对检测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江桂斌指出，在未来，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大研究投入，通过构建更加科学的管理和筛查体系，为我国新污染物的治理和风险评估提供坚实的支撑。

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再次发出紧急呼吁，敦促全球加速应对气候危机。